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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的故事

时间:2019-06-16 00:24 点击:
这部教材诞生的年代,我国的很多高校难以找到一本适用的讲述本民族历史的教材;令人称羡的主编位置当时却无人愿意担当,而最终由一个大学讲师临危受命;联合编写

12月15日,《中国古代史》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。这部教材诞生的年代,我国的很多高校难以找到一本适用的讲述本民族历史的教材;令人称羡的主编位置当时却无人愿意担当,而最终由一个大学讲师临危受命;联合编写的十院校各有各的讲义,观点各异,甚至连出版也一波三折……大河报·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这部教材诞生的前后历程。

一部教材让几代大学生受教

这部高校本科历史教材编写于1978年,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,改革开放的初始之年。1979年,出版试用本,1982年,正式出版。就连编写者也没有预料到,这部教材持续出版发行了40年,累计发行量达到120余万套,全国60%的高校至今仍在使用。

如果算上上世纪70年代末考上大学的“50后”们,那么通过这部教材接受中国古代史系统教育的就包括“50后”、“60”后、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”后,还有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“00”后。这部教科书发行120余万册,意味着上百万的大学生曾受教于它。而当初编写使用这部教材的十院校大都为师范性质,其学生中很多走上了中学、大学的教师岗位。他们又秉承着这部书的历史观教化后人。

影响跨越半个中国,教化穿越半个世纪。这部教材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?

12月15日,《中国古代史》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。这部书与河南大学的莫大渊源,是因其第一任主编是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、今已92岁高龄的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。

“这部书用了40年,连我也没有想到。并不是这部书比别的教材好,是机遇。”朱先生眉发皆白,话语铿锵。他话有谦逊之意,而他强调的“机遇”,是指这部书诞生的年代正值中国百废待兴、除旧革新、国门开放、新思迸发的转折之年。

在研讨会上,第一任作者、88岁高龄的河南大学历史系魏千志教授也到了现场,他讲述了编写这部教材时不容回避的一些错误史观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振宏教授告诉记者,还有一种历史观念在当年也根深蒂固。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: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,农民战争被看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最重大最直接的推动力量。反映在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中,就是农民战争开道,把农民战争放在每一章的开头去写,是一场农民战争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,新的时代。这样的处理,非常不符合历史的逻辑。”

1979年,十院校联合编写的《中国古代史》试用本出版进入大学课堂。这部教材诞生于一个观点交锋、思潮涌动的历史转折时刻。

选主编是最大的问题

“无情岁月增中减,有味诗书苦后甜。”研讨会上,朱绍侯先生用一副对联作为他讲述的开端:“我们编的是教材,有诗也有书,这其中有苦也有甜。从选主编、讨论大纲、写稿到审稿、出版,都不是一帆风顺。”

李振宏教授讲述当年的情形:十院校本《中国古代史》编写的最初动议,是1978年3月杭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魏得良等先生在访问西北大学期间,和西北大学的林剑鸣、韩养民几位先生聊天时提出来的,后来在同年秋天辽宁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古代史学术研讨会上,联合河南师大(今河南大学)、安徽师大、山东大学、陕西师大等院校,做出集体编写教材的决定。

为什么有这么多院校愿意集体编写教材?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,很多院校的历史系面临着没有合适教材可用的困境。李炳印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,他在研讨会上说:“我们当时用的是一套油印本的讲义,直到上完大学也没有读到中国古代史的课本。1982年,我已经工作了才看到这本书,至今遗憾上学时没能用上。”

1978年底,十院校的老师们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第一次编写会议。老师们兴奋地谈论一部新教材的诞生,对之充满向往的时候,一个令今天学者不可思议的问题却严峻地摆在他们的面前——谁来当这个教材的主编?

“当时选主编是最大的问题,一度要散会,有些先生事先发表声明,如果选我当主编,我就退出。”

朱绍侯先生讲述当时的情形:“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呢?我想是有‘两怕’。一是那种政治风气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。大家都怕挨批,史学界因为学术写文章挨批的太多了。一旦教材出了问题,主编得挨批的,所以不想干。第二点就是难以统一,节奏、观点、历史分期的问题,文字统一的问题,框架、结构、章节编排的问题都难统一。张海鹏先生(曾任安徽师大校长)当时跟我说,你是最后一个了,如果你也不想当主编,咱们只有散伙。后来我一想,那我先接受吧。”

李振宏教授说,当时,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建议,河南师大朱绍侯先生毕业于东北师大研究生班,学术造诣很深,是宽以待人、严于律己的学者,可当主编。之后他会下游说各院校老师,在大家支持下,朱绍侯先生当了十院校《中国古代史》教材的主编。

编写这部书时,由于中国20年没有评职称的缘故,参与编写者多是讲师和助教,主编朱绍侯先生也还是个讲师职称。

写真实的历史

“有了主编之后第二步就是讨论大纲,当时十院校共带去三个编写大纲。即山东大学一个,安徽师大一个,河南师大一个。讨论确定新大纲的会议开了一天,意见五花八门,根本无法统一认识,怎么办?于是我只好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说事。”

朱绍侯先生在研讨会上回忆说:“1959年我在北京参加过《中国史稿》编写研讨会,郭沫若那么大的一位权威学者,也统一不了各位编写人员的认识。在关键时刻,范文澜先生站出来说话了。他说意见不一致,是很正常的,他在延安编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那个时候也是各持己见,无法统一。但是合编一部书必须有个统一认识,范文澜先生就说他当时即明确表态:‘这书既然是我主编,就该按我的意见编写。’于是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编写才得以顺利进行。范老接着说,现在《中国史稿》郭老是主编,就该按郭老意见编写。”

“说完范文澜先生的这么一个故事,我就说大家既然推我当《中国古代史》主编,就听我的吧。大家都表示赞同。于是我就和魏千志先生以河南师大的大纲为基础,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大纲,经过十院校全体会议讨论,略作修改就确定下来。”

朱绍侯先生在编写会议上讲了几点编写原则,以统一大家的思想。

李振宏告诉记者:“我们编写的是教材,就是要教给学生纯粹的历史知识,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面貌。”

朱绍侯先生提出的编写原则还包括:要充分反映考古学发展的最新成果,吸收史学研究的先进成果。

1978年12月底,十院校在广西桂林召开定稿会议,会议前后共开了一个多月,终于完成了定稿任务。1979年8月,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古代史》试用本,解决了十院校教材荒的问题。

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立下了不朽功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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